1 全球畜牧行业抗生素的使用量

在过去 10 年中，全球肉类产量增长了近 20%。快速的城市化发展加之不断增加的收入，极大地推动了肉类的消费量。具体而言，禽肉生产是过去几十年增长最快的子行业，与红肉相比，在牲畜总产量中的份额有所提高。生产成本低以及逐渐走低的产品价格促使家禽成为发展中国家生产者和消费者蛋白质摄入之选，并且饲料技术和畜禽生产系统的改进也促使养殖模式从粗放型走向集约型。然 而，高集约化的畜禽生产模式会增加畜禽疾病的发病率。因此，为预防疾病，畜牧行业通常会添加一些抗生素，而这类抗生素平时也用于人类。这些低剂量的抗生素被广泛用于疾病预防并作为生长促进剂来最大限度提高畜禽产量，以提高肉、蛋和奶的生产量。在猪和家禽生产中，这些抗生素包括青霉素类、第三代头孢菌素类、喹诺酮类、氨基糖苷类、多黏菌素类和大环内酯类，各个国家对抗生素的使用也不尽相同。

不过，畜牧行业中关于抗生素的确切使用量并不明确，因为世界各地并未对此制定严格的法规，2013年估计为13.1万吨。由于全球对畜禽产品的需求量呈现持续增长，倘若没有重大的政策限制措施，到2030年，抗生素的使用量预计将增加53%（从13.1万吨攀升至20万吨）。这一增长量的2/3将归因于中等收入国家生产方式的转变（从粗放型农业转向集约型农业。

将抗生素用作生长促进剂虽然能以更低的成本提高食品的产量，但抗生素耐药性也会产生金钱和人力成本。这一观察结果促使各国推行更严格的法规收紧抗生素的使用量或采取减少抗生素使用的计划。 

2 监管的趋势与发展

时至今日，对于抗生素监管尚未实现全球的统一标准，各国的政策千差万别。首先，兽医处方并没有规定一定要在饲料中添加抗生素，譬如美国；而有些国家则根据畜禽的耐药性情况选择特定的抗生素，比如新西兰。其次，在抗生素生长促进剂限制方面，可以发现同样的补充举措，加拿大和美国等许多国家允许使用抗生素生长促进剂。而自 2006 年以来，欧洲已实现全面的抗生素生长促进剂的禁止，而诸如澳大利亚、墨西哥或新西兰等一些国家则禁用某些关键类别的抗生素生长促进剂。

虽然有些抗生素策略方案以失败告终，而且目标和实施方式却不同。荷兰的抗生素的使用量在2013年减少了50%，其成功离不开四大因素：目标明确、公共和私营组织之间携手合作、独立控制和推行国家抗生素耐药性监测计划。此举能降低抗生素的耐药性。在美国，食品及药物管理局于 2014 年启动抗生素耐药性战略。这一战略取决于整个畜禽产业链上公司自愿承诺合作，以减少使用抗生素，例如支持减少使用四环素等重要的医学药物。尽管如此，抗生素在牛肉和猪肉产业中仍然被广泛使用，并且尚未确立明确的目标。中国在 2017 年启动了一项国家级规划，旨在减少饲料中的抗生素使用量。制定了如下目标：逐步禁用饲料中用于人类健康的抗生素，同时也禁用表现出较高抗生素耐药性的抗生素类别。这些措施的实施将受到监管和检查，并将筹集资金用于研发。

只有这些计划和法规还远远不够。全球监管的差异性减缓了在国家层面上实施强大的改革步伐，这对农民而言是不利的，因为他们生产的产品比全球其他竞争对手更贵。这些科学家呼吁在政策、法规、研究议题和资金方面开展国际项目。呼吁建立一个监测系统，以打破有关抗生素使用和抗生素耐药性监管之间数据共享的壁垒。 

3 减抗无抗对畜禽生产营养需求、肠道健康和生产性能的重要影响

长久以来，抗生素生长促进剂作为一种保护肠道健康的手段被广泛应用于集约化生产中，以解决诸多的技术和农业问题。抗生素的治疗性用途仍是强制性的，对其使用规则的监管也会越来越严格。抗生素生长促进剂“撤离”的影响主要表现在农场生产、饲料生产效率低下等方面，从这一时期开始，这个行业的所参与者都必须以不同的方式思考全球策略。欧盟在 2006 年实施禁令的经验告诉我们，采用包括政府法规、农场管理、畜禽健康状况和生产流程在内的整合化措施，能将禁令对性能表现减弱的影响降到最低。虽然整个行业都很担心，但最终抗生素生长促进剂在促生长或饲料转化率方面的效果非常有限。

首先是生物安全，两个畜禽舍之间的清洁消毒、饮水卫生、疫苗接种计划以及农场参观的卫生规定，特定的路线清除死亡的畜禽，在很大程度上都可减轻对畜禽造成的压力。倘若不采取生物安全措施，试图取代抗生素生长促进剂的所有解决方案都不会成功；其次，在提高生物安全措施的同时也优化了农场管理举措。控制农场同一时间段内（几天内）畜禽增加和减少的数量有助于缓解空气中存在病毒和细菌的压力。

由于空气是畜禽生长的首要限制性条件，也是疾病的主要传播媒介之一，因此必须在通风系统方面投入大量精力。而且，由于舒适性也是畜禽良好生长所必需的，因此，垫料和粪便清扫工作也必须改进；在饲料管理方面，当取消抗生素生长促进剂时，饲料卫生也成为一大关注点。酸化剂作为防霉抗菌剂，在许多饲料厂内配置了饲料（调质器、挤出机/膨化机）的热处理工序，以控制细菌载量；饲料转化率的提高主要得益于饲料技术，碳水化合物酶（主要是木聚糖酶和β-葡聚糖酶）的使用改善了畜禽对营养物质的吸收，减少细菌基质，改善肠道的完整性和肠道的发酵过程。Yacoubi等通过在家禽饲料中添加一种非淀粉多糖酶证明了这些效果。家禽饲料制粒前增大饲料的粒径，可以监测制粒前粉碎粒径，在很大程度上有助于增加饲料在肌胃中的停留时间，使酶能更好地作用于饲料的消化，从而提高在十二指肠中的营养吸收。当时，很多饲料添加剂投放市场，但是效果却参差不齐。

在 21 世纪以前，比较使用及未使用抗生素生长促进剂的家禽性能表现的研究表明，当添加抗生素生长促进剂时，家禽的性能表现有了极大的提高。对生猪进行的1 000多次试验的综合分析表明，抗生素生长促进剂将饲料转化率平均改善 6.9%，日增重提高了16.4%。幼畜抗生素的促生长效应高于成畜，在不良环境条件下，如应激、营养不足、生物安全措施差，也能提高抗生素生长促进剂的反应程度。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其成效在慢慢发生变化。2000年以后的研究显示，产肉增长率下降。Engster 等表明，在饲料中添加抗生素生长促进剂只能使饲料转化率和日增重改善0.8%和1%。在丹麦，抗生素生长促进剂禁令对肉鸡生长并没有显著影响。抗生素生长促进剂成效幅度的下滑存在众多原因，最根本的是生产条件的优化。事实上，畜禽的卫生条件、遗传潜力、营养和健康状况都确保了最佳的生产条件。饲料添加剂可以是保持高效的良好手段，通过维持消化系统的健康来发挥作用。 

4 抗生素生长促进剂“撤离”的潜在经济影响

在人类对抗生素的认识越来越深刻的同时，抗生素促生长剂也犹如一把双刃剑。不可否认，其为人类和畜牧生产做出巨大的贡献，但畜禽、农场和市场层面上限制使用抗生素促生长剂其潜在经济价值影响也十分深刻。对禁抗后的潜在成本和收益进行思考，可划分畜禽本身、农场自身和市场方面潜在的正面和负面影响（见表 1）。以猪肉生产为例(见表 2)，禁抗后每头生猪增加的成本估计为1.34美元，这对畜牧生产和终端消费者的影响都十分深远，而这些影响都需要市场和各个层面加以引导和教育。